急功近利之怪现象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16岁的王雪晴出生在重庆市长寿区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有稳定的工作，一家人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惟一遗憾的是小雪晴的成绩一直不理想。

最初，父母以为孩子还小，可当王雪晴上小学三年级了，成绩仍然不见起色，在班上50多名学生中居然成了倒数几名。十分忧心的父母决定带平时比较好动的女儿到医院检查。

在一个周末，经过一番检查，医生给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的小雪晴开了少量精神类兴奋剂，帮助她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医生同时也建议父母，要多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兴奋剂虽然在短期内非常有效，但用多了会上瘾。

小雪晴用药以后，果然注意力集中了不少。很快，医生开的药都吃光了。由于这是处方药不容易买到，父母就在各大医院之间打游击，这次到这个医院去开，过几天再到另外的医院开，甚至还多次到别的城市给女儿买药。

小雪晴吃了药后，人有精神了，学习起来也带劲多了，成绩一路飙升。

2004年7月，小雪晴终于不负重望，考上了重点高中。然而由于长时间的吃药，她身体已经发生了可怕的反应，体型明显发育不良。与此同时，她开始晚上睡不着觉，而且不时产生幻觉。

2005年9月的一个周末，刚上高二的王雪晴，有意没有吃药。她感觉有些头晕，后来竟晕了过去。看到躺在床上瘦弱得苍白的女儿，父母很是心疼。2006年3月上旬，王雪晴的父母带着女儿来到了重庆市一家医院就诊。医生的诊断是“药物依赖”。药物依赖就像药物中毒一样，成瘾者可出现神经综合征、记忆障碍和人格改变。长期大剂量服药会引起大脑器质性病变，形成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失去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

在听了医生的诊断以后，王雪晴的父母尽管心里非常难过，却觉得既然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不如让女儿继续服药，直到考上大学再彻底“戒瘾”。

 

在常人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怎么会如此对待自己心爱的女儿？在持续八年的药物作用下，孩子的身体日渐虚弱，他们怎么能熟视无睹？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孩子已经被诊断为“药物依赖”了，父母竟然还决定让她继续用药直到考上大学……

与小雪晴相比，杭州的丁舒珊要幸运得多，17岁的她迷上了天文，幸运地发现了一颗人类前所未知的近地小行星（FMO），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FMO女性发现者。而就是这位女生，当她将发现FMO的信息传往美国，并在电脑前急切等待美国专家的确认信息时，父母却将电脑“喀嚓”关掉。面对在重点高中念书的女儿，丁舒珊的父母担心的是女儿沉湎于天文爱好而影响日后的高考，然而是否会因此而扼杀掉一个天文学家的诞生他们一定没有想过。也许我们会因为舒珊父母的这一举动多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而失去的，却是一个有独立想法，善于观察的科学工作者。

王雪晴的父母也许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而已，而丁舒珊的父母，却折射了绝大多数中国父母的心态。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中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调查”显示，在中国，有近６成的父母希望孩子读到博士学位。而在中国要拿到博士学位，就意味上从小就要在各种考试中表现优异，要越过一道又一道用分数设置的障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母们就会使出浑身解数，“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武汉市教育部门对2000名中小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家里，48.63%的小学生、58.97%的初中生和51.1%的高中生家长过于看重孩子的考试分数。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人类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钢博士认为，目前中国青少年教育中很多问题的产生都在于教育方式和教育评价体系过于功利化。由此带来的隐忧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孩子的发展是一个马拉松式的长跑，是伴随孩子终身的一个系统工程，而只把目光局限于眼前，盯着所谓的“起跑线”，唯分数是举，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1． 为了明天，熬今天，孩子心理健康直逼警戒线。

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大氛围下，受害最严重的无疑是作为被教育者的孩子。据上海市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孩子感到每天玩的时间严重缺乏；60%的孩子反映课余时间“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参加体育锻炼和家务劳动的时间接近于零。在孩子最想争取的权利调查中，玩、睡觉、自主阅读名列三甲。接近一半的人超过了心理健康警戒线。其中中小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达21%～32%，14岁～16岁儿童抑郁症患病率高达4.7%，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我们痛心地看到，许多学生高考结束立即焚书，进入大学即厌学（其实早就厌学了，只是没有机会厌学），更有极端者熬不到高中毕业就弃世而去。每年，都会听到大学校园传来有高才生跳楼的消息……而这一切的“病因”早在孩子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就埋下了，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对孩子的影响十分巨大，如果这种对学习的无奈或者厌恶一直得不到排解，那么即使成绩再好学历再高，悲剧也迟早会发生。

2． 父母为了明天，熬今天，亲子关系不乐观

与孩子的“艰辛”相对应的是父母的焦虑与苦恼。许多由于应试教育产生的问题更是让父母轻松不起来。调查发现，当前家长对考试的焦虑远远超过了子女对考试的焦虑。除了要给孩子吃好穿好，父母还承担着给孩子辅导功课，给作业和考试卷签字，帮孩子分担精神压力，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等重任。

令人担忧的是，父母的无私付出并没有得到孩子的理解。亲子关系的疏离甚至恶化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北京某区针对3000多名中学生心理状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不到5%的孩子表示喜欢自己的父母，近七成中学生表示“反感父母”或“极度反感父母”。父母的拳拳爱心为何换来孩子们的极度反感？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3．孩子的发展与成绩单不成正比

一代大家郭沫若老先生上学时，成绩明显地偏向理科，甚至出现过国文55，算术100的成绩。按照我们“从小看到老”的眼光来看，郭沫若该成为个理科生，而且还不会是个名牌大学的理科生。但众所周知，郭沫若后来没有成为数学家或医学教授，却成了诗人、书法家。可见，孩子的发展与成绩单并不成正比。

有个叫魏永康的孩子，2岁就掌握了1000多个字，4岁掌握初中文化，8岁就跳到了县属重点中学，13岁时，又以602分的高分考进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四年后又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硕博连读。但是，除了学习之外，魏永康在生活上几乎是个弱智，老师们都曾经提醒过他的妈妈，让她要对魏永康进行成人教育，教他如何做人。但在妈妈心中，学习成绩比什么都重要，连看书都只让他看教材和有关参考书。2003年，魏永康终于因生活无法自理被中科院勒令退学，肄业回到了老家。

大多数的父母也许并不想把孩子培养成所谓的“神童”，但在对待成绩和分数的态度上却和魏永康的母亲如出一辙。父母把目光停留在眼前的分数，孩子的发展也势必难以走出分数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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